江南官网app下载穿越周期 重塑增长——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19周年年会近日成功举办。在活动的主题论坛环节，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谢泓以“穿越周期 重塑增长”为题作主题分享。以下为分享内容精华实录（略有删节）：

　　大家现在可能已经感觉到经济下滑、环境不好，内心产生了焦虑。那么，今天我们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周期？下面我和大家谈谈我的观察。

　　首先，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周期中。二战以后，马歇尔计划促成了欧洲的发展，随后产业相继转移到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再转移到中国，实现二战以后的国际化。

　　产业转移周期通常为二十年。例如，产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二十年周期一到，人力成本上涨，新一轮产业转移开始。然而，向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已持续了四十年，尚未结束。中国大陆因其广阔的国土面积和庞大的人口，使得产业在此沉淀。

　　经过四十年发展，中国大陆形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联合国规定的41个工业大类、200个工业中类、800个工业小类，中国制造全部覆盖；广东除了没有煤炭，其他大行业都有。所以我们的工业门类非常齐全，竞争力很强。

　　我们还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周期。过去四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往前走了，哪怕社会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会被掩盖。比如，工厂倒闭了，土地还在增值，通过把增值的土地拍卖了，员工的保险和福利就能够发放。经济在周转、土地在增值，问题就得以解决，因为只要自行车往前走，它就不会倒。整个中国依赖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社会治理，GDP政府、GDP经济就这么产生了。

　　但我们发现，中国偏向经济发展，忽略了很多社会民生改善的问题、社会治理的问题，一旦经济缓下来，就看到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工业化的周期。四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就是工业化，但是约在十年前（约2015年左右），广东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越了第二产业，去年广州的第三产业比例大概是77%、深圳有65%，所以我们进入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的周期。

　　在国外，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占比大于制造业时，就出现逆城市化周期。德国的工程师愿意在农村，所以德国最大的人口城市只有2个超过100万人，即慕尼黑和柏林，其它城市人口均未超过100万。因为大量企业在农村，一个村里就有一家大企业，乡村非常漂亮，大家到德国旅游实际上是到乡村旅游。法国、意大利也把大量资源投入到乡村，它们不追求规模经济，而是追求设计差异。

　　然而，我们国家推动工业化后，整个社会管理还停留在城市化，以高铁、公路等方面的硬件投入为主。城市提供了工业化最好的人口聚集、资源聚集、规模效应等条件，这是工业化的体现。但在后工业化时期，对人的管理需要有所不同。如工业化时期对员工的管理，可能是每天都要打卡、排班等，而后工业化时期更加尊重人性，大部分企业价值的产生不在于工作本身，而在于研发创新。于是，我们又处在一个新的文化周期。逆城市化后，从对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关注，以后企业员工该怎么管？所以，整个社会处在一个新的变化周期。

　　当下为什么困难？在这么多大周期的叠加下，原来的旧结构、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坍塌，中国过去几十年治理社会的一套模式、一套工具、一套方法论也在慢慢失灵。大家可能也有发现，国家这几年在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好像投资还没有拉动，民营企业的信心还没有恢复。因为如今，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去拉动，而需要新的要素。

　　以前经济增长、招商引资的核心要素是土地、劳动力、价格，但是未来经济增长要素是非物质要素，不是资本要素、土地要素，而是高级人才、创新要素、大数据要素、创意要素、艺术要素等等江南体育，这些都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这些要素掌握在个体手里，而不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也没有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它变成一种很个体的行为，整个社会的观念也发生极大变化，它就是一个新的文化周期。

　　我们如果没有面对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观念认知，我们可能不属于未来，而是属于过去的发展模式。所以，更多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可能是过去的模式已经没有了，新的结构还没有建立，处在一个混沌的状态。混沌状态下未来如何重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吸引子物质去重构未来的系统。

　　面对多重周期叠加，难免遇到问题，产业与政策体系存在错位是其一。以前中国经济一碰到外贸有问题，就逆周期调节，如出台政策拉动家电下乡、补贴税收等，或通过建设高铁、地铁等基础设施来形成产业拉动。但现在我们发现高铁建得差不多了，地铁也建得差不多了，建多了反而变成负资产、变成政府的债务。这实际上是产业政策存在一些错位的反映，政策拉动投资的正效应在递减。

　　同时，产业政策还是偏传统，大量资源投入到供给侧，大量的政策头寸还是关注以投资拉动为主。反观美国，它恢复经济主要两招：解决就业和发现金。美国在疫情时每人每个月可以发3000元，每年下来就发几万元。它的政策体系是以消费为拉动的，所以在消费这块打得很通。我们要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为什么老是建立不了？因为老百姓的收入还是太少，收入也不稳定，消费能力也就不足。

　　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大量的收入进到中国来以后，谁把钱给抽走了？这里要解决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管理文化的问题。中国要把原来的拉动型消费变成投资型消费，内循环才能振兴，才能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里就涉及政府改革的问题。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出要成立政府效率部，要将400多个部门砍到90多个部门。政府改革任重道远，但势在必行，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改革，很难有国内大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相应的，国内大市场建设的法律、信用、系统支撑也应同步完善。

　　虽然面临一些问题，但我们同样有增长机遇。这几年我经常跟着很多企业在海外跑，发现纵然有旧结构正在坍塌等的未来经济不确定性存在，但是近几年也有一些不变的、确定的因素。

　　首先，我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还是非常强大的，美元还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流动性供给，全世界依然离不开美元。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相当久的未来，可能暂时还拿不出一个替代美元的解决方案，所以美元在全世界还是强势的货币。支撑美元的，是美国的制度、体系、系统、标准。虽然说美国制造业只占GDP的11%江南体育，但是它的现代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可能要占50%。美国之所以有话语权，是因为它真正掌握了制造业的体系。

　　美国工业协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熟悉程度远比我们企业本身高，即便是在偏僻的地方，只要是美国供应链的企业，它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美国掌握了全世界工业体系的大数据。美国拥有典型的专家智库，制定一个法案前，会花大量的金钱由专家做前期调研。

　　为什么特朗普能提出把政府体系从400多个部门削减到90多个部门？因为美国是智库治国，由整个社会在共同治理，由商协会、工业协会等各种各样的智库机构形成一个治理体系。而且，美国在体系标准上非常强大。这些都是我们与美国存在的一些差距。

　　不变的，还有中国供应链的优势。在未来，特别是我们的会员企业去东南亚投资时还是会有优势。我上个月参加会员企业中山金利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泰国工厂的开工仪式，陈世岳董事长跟我说江南体育，金利宝去了泰国以后，工厂10月份才开张，已经做了6000万元生意，他发现那里很缺中国的供应链。

　　他说金利宝与欧美、德国、日本产品竞争价格，与当地企业产品竞争品质，性价比还是最好的。所以中国的供应链确实有优势，这也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也好，芯片的崛起也好，背后还是因为中国有很好的供应链基础。

　　工业门类中很多东西都能触类旁通，在中国要做一个协调创新很容易，可能就是几个镇联动就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并形成创新体系，但在欧洲可能要几个国家联动。我们很多企业到东南亚投资，发现一个问题：东南亚的基础设施供应链也不够。

　　我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美国的金融影响力是未来全球经济中两个重要的确定性因素。即便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挑战，中国企业化整为零、无处不在。正是中国强大的创新体系，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赢得一席之地和有所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是企业的国际化。刚才提到，美国的美元体系在全球还是有比较根本的支撑地位，中国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在全世界也非常有竞争力。在这两个夹角下，中国企业需要通过国际化得到美国、欧洲的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整个社会改革的配合，包括供给侧改革、消费侧改革等等。社会改革是改革的深水区，它需要时间，可能五年、十年改革成功了，大市场就慢慢地建立了。

　　但是这五年、十年周期里，中小企业会有很多到海外发展。因为资本会存在于更高效率、能够产生回报的地区，哪个地区更活跃、有利于资本回报，就值得企业去关注。

　　二是从产品到解决方案。记得当年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建设之时，广州有一家音响企业投标投不中，企业当时不理解：我是奥运会的音响提供者，为什么不能投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标？后来企业了解到，中心聘请的是日本设计团队，很多设备设施参照的是日本标准，跟该企业音响的标准制式并不一致。该企业的只是一个产品，不是系统。以前基本上所有中国的机场办公家具都是德国、日本、新西兰的，因为整个系统是这些国家标准体系。中国单一产品是很难进入一个标准体系。

　　最近新加坡有一家机构来找我，提到新加坡机场要建智能化系统，考察了全世界的智能化设备，发现硬件基本上都来自中国。这家机构就想“能不能直接找到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所以就来找我调研。我说“这都是我们的会员企业现成的，但是你必须提供一个完整的新加坡机场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我们中国善于做硬件，不善于做软件。”

　　上个月我和郝聚民博士去新加坡，和淡马锡旗下最大的盛裕集团交流时，提出“盛裕的公屋、组屋、医院、学校能不能由佛山的装配式供应链企业去装修，我们按照新加坡当地标准重建标准、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同时也提出，能不能由盛裕集团做咨询，整合制造业供应链，提供基于中国供应链的解决方案。用日本的供应链体系做码头，可能需要100亿美元；如果用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可能是70亿美元，盛裕集团收咨询费两三千万美元都可以。

　　以前中国的供应链是通过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全世界的系统集成商出去的，是做“下游的下游”。那时我们的企业还没出海，觉得这样也挺好。但当我们自己出海时，发现单一产品进不了人家的系统。

　　我们有一家做音响的会员企业就提出，“会长，我们能不能在促进会做一个智能音响专业委员会，主要给码头、机场、地铁、医院、学校提供智能音响解决方案？”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系统，中国以后可能慢慢从卖产品到卖解决方案。

　　三是数字化与产业垂直。我认为数字化是整合产业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大家知道，广州有希音公司通过数字化垂直到了产业。原来1000家左右的小服装厂，毛利率很低、管理水平也低，很多老板说“一年赚下来就是库存”。为什么是库存？因为每次买纽扣、买备料，他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放在哪里。而希音公司通过数字化，帮这些企业把所有的投料物流、投料管理全部管理到位，所有库存都变成现金流。

　　大企业垂直到产业，可以做成一家超过一千亿产值的企业，未来的大企业一定是抓住销售端，做产业垂直的。所以每一个产业垂直都将产生独角兽、超百亿超千亿的企业，未来的玩法一定是平台+数字化。

　　四是创新生态与供应链。今年有不少会员企业提出“促进会能不能帮我们接订单”，所以，最近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明年能不能围绕创新供应链，以降本增效为主、研发降本为抓手，切入大企业的供应链？我们想明年找50-100家促进会内部的大企业以及外面的50-100亿规模的企业做供应链整合。以降本为主题的创新供应链应该是大企业所需要的创新生态。

　　中国制造四十多年的发展，还是给我们沉淀了很多好的方法论，但是没有得到及时地总结推广。我们有一家做空压机的会员企业，一个空压机外柜要几十个零部件，该企业董事长在我们另外一家专门给美的做冰箱外壳的会员企业里看到，后者外壳做得极简，三四个配件就组成了。为什么？因为还不够卷，冰箱外壳是一个竞争白热化的行业，卷的行业三四个零部件就做成一个钣金了，不够卷的行业还得二十个。所以不卷的行业要向卷的行业学习，还可以找到大量的降本空间。实际上，在中国还是有很多好的方法论。

　　五是从专精特新到隐形冠军。全世界有3000多个隐形冠军，德国占了47%左右。广东的专精特新企业不一定每一家都要走上市方向，它可以成为博世那样的隐形冠军，可以不断地有边缘创新。我们还可以向德国学工业文化，科学理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不是一夜暴富。当经济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更要脚踏实地。

　　最后，希望大家拥抱经济不确定性，用更大信念期待国家的改变。我们国家还是要深刻地改革，从经济改革到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来释放整个社会的活力、经济的活力，我觉得其中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而企业家的精神不仅是创新，特别是在经济逆周期的时候，企业家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更加重要。希望的企业家朋友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穿越周期，创造新的发展空间！